《品人录》 易中天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

    人都要生存，也都想过好日子。这就是利，也是私，而这种私利无可指责。所以，一个人，如果能做到大公无私，公而忘私，固然是君子，是高尚的人。甚至只要能做到公私兼顾，人己两利，或谋私也奉公，利己不损人，就不能算是坏人。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类：一、大公无私，专门利人；二、先公后私，先人后己；三、公私兼顾，人己两利；四、谋私也奉公，利己不损人；五、损公肥私，损人利己。一是圣人，二是君子，三是好人，四是不坏的人，五是坏人。圣人极少，君子和坏人也不多，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。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，无妨说是常人。

    ——节录易中天《品人录》

    本书作者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，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，从具体到抽象，从抽象到具体，努力挖掘着文化的内核，给予理论的阐述。全书讲述老百姓的事情，态度闲适，读起来轻松愉快，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，令人常有“还真有那么回事”的感慨。

    本书是“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.中国文化系列”之一种。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、事业的成败、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，归结为某个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，与此同时，历史人物都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脸谱化了。本书勾沉史实，从文化角度品评项羽、曹操、武则天、海瑞、雍正，独具只眼，新颖的评说、生动的文笔把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人物内心世界。

易中天 

    易中天，1947年生，湖南长沙人，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，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，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长期从事文学、艺术、美学、心理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，著有《〈文心雕龙〉美学思想论稿》、《艺术人类学》、《黄与蓝的交响——中西美学比较论》（与邓晓芒合作）等著作。近年撰写出版了“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·中国文化系列”四种：《闲话中国人》、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、《读城记》和《品人录》。

易中天品武则天：这个女人不寻常     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“武则天”。她姓武，名。也就是照，是武则天发明的字，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，没别的用。     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———唐高宗李治。     史料证明，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，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。贞观十八年（公元644年）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，当着李治的面问：太子的品行，天下人都知道吗？长孙无忌回答：太子虽未出宫门，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。太宗又感慨地说，老百姓都这么讲：“生子如狼，还怕是羊”，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！长孙无忌又说：陛下骁勇，是创业之君；太子仁恕，有守成之德。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，正是皇天所赐，苍生之福！     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。马上可以得天下，却不可以治天下。开国之君必须是虎，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。只是他没想到，羊并不只吃草。如果当了皇帝，也吃人。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不过他同样没想到，李治不但柔弱，而且“好内”，喜欢听女人的。     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。     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。看见他吃饭，就说：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，就总会有饭吃了。看见他骑马，就说：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，就总会有马骑了。看见他坐船，就说：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民就是水，君就是舟。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《帝范》的书，教李治如何做皇帝。     李治的表现也不差。刚当皇帝时，他是很虚心的。有一天，李治外出打猎，正碰上下雨。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：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？谷那律回答说：用瓦做就不漏了。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，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。对那些不该赏的，他也不留情面，颇能做到赏罚分明。显然，李治并不昏庸，也不蠢。     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。     李治一上台，就面临三大难题：一，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；二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；三，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。     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，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。但是，又能和谁商量呢？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，朝臣们又心怀鬼胎。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，感到了“高处不胜寒”。     这时，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。     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。两个人的偷情，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。但很快，李治就发现，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，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，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。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，这个女人身上有的，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。她沉着冷静、深谋远虑、机敏果断、精力旺盛，与自己的多愁善感、柔弱任性、优柔寡断、羞怯无为正好相反。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。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，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。为此，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。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。     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，也正是她想要做的。     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，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。和一般的女人不同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，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，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。     当上皇后以后，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，除废掉太子李忠，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，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。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，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：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。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，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？所以，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，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          李治当然不会这样去想：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，还是武则天的人马？他当然也不会想到，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，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、公道、原则，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。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，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，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，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。     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。因为李义府是小人。     李义府这个家伙，在当时的政坛上，名声是很臭的。他的外号叫“李猫”，意思是和猫一样，外表柔顺，内心狠毒，笑里藏刀。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，又是敌对集团的人（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，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，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是死敌，后被褚遂良陷害），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，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。李义府恐慌之极，问计于王德俭。王德俭说，现在能救你的，只有一个人。李义府忙问是谁。答曰武昭仪。李义府摇摇头说：恐怕不行吧！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，一直没能成功。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，还管得了别人？王德俭笑了起来，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武昭仪的事办不成，是因为没人支持。如果你出来支持，岂非雪中送炭？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。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，能没好处吗？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“英雄”，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。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，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。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李义府当政以后，大概只干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卖官。     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，也并非不学无术。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，他就进了文学馆，和杜如晦、房玄龄、孔颍达、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，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，资格是很老的。他学识渊博，文采出众，著作等身，曾总修《五代史》、《晋书》，是个历史学家。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。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，他贪生怕死，不敢营救。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，他又嫉恨封德彝，在给封德彝作传时，添油加醋，“盛加其罪恶”。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，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。学问做到这个程度，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。     不过，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，集结自己的人马，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，还是小人。     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。没有人会喜欢小人，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。可是，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，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再说，反对她的那些人，也不见得十分干净，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？褚遂良诬陷过刘洎（音记），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。他们的手下，也有不少是小人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，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。     不过，武则天重用许敬宗、李义府之流，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，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，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。在专制政治体制下，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、野心家、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。

易中天品曹操：无情未必真豪杰

     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。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，也非常重感情的。��

    曹操虽然残忍，却并不暴虐；冷酷，却并非无情。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，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。因为他不残忍，别人就要对他残忍；他不冷酷，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。他面对的，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。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，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，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，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。他不能不冷酷，不能不残忍，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，甚至不惜误杀无辜。然而，热爱生命，重于感情，又毕竟是他的天性。所以，他杀人不眨眼，却并不以杀人为乐；执法不讲情面，却又通情达理。��

    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。攻杀袁谭后，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：谁敢哭，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！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，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，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。曹操故意默然不应。王修说：我受袁家厚恩，不能不报。让我收尸以后再死，我死而无憾！曹操大为感动，说：这真是个义士啊！不但不杀王修，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。孔融死后，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，只有京兆人习脂（字元升）去了，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，文举呀文举，你舍我而去，我以后还和谁说话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！后来习脂见到曹操，向他认错，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：元升呀元升，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！又问他住在哪里。听说习脂刚搬了家，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。��

    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。郭嘉英年早逝，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。他给朝廷上表，给荀彧写信，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，每每痛哭流涕，声泪俱下。他说：奉孝年不满四十（实为三十八岁），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。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，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。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！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，奉孝却当机立断鼎立玉成。只有他，最知道我的心愿呀！诸位和我，都是同辈人，只有奉孝最年轻，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，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？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。他身体不好，南方又多瘟疫，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，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。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，他还是硬挺着去了。这样一份情义，如何叫人忘得了！如今，我虽然为他请了功，讨了封，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，又有什么用，有什么用啊！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，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。苍天哪，你叫我怎么办，怎么办呀！读着这样的文字，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。��

    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，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。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，曹操出任兖州牧，就是陈宫的功劳。后来，因诛杀边让一案，陈宫离开曹操，投奔了吕布，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，被俘以后，也死不肯投降。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：公台，你死了不要紧，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！陈宫长叹一声说：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，老母是死是活，全在明公您了。曹操又问：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？陈宫又说：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，老婆孩子是死是活，也由明公看着办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，昂首就刑。曹操流着眼泪，为他送行。陈宫死后，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，还为他女儿出了聘，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。��

    曹操确实很重友情。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，能有更多的朋友。他在《短歌行》一诗中说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萍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。”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，它翻译过来就是：��

    青青的，是你的衣领；��

    悠悠的，是我的深情。��

    只因为你的缘故啊，��

    让我思念到如今。��

    ��

    麋鹿找到了艾蒿，��

    就会相呼相鸣。��

    我要是有了嘉宾，    

    一定要鼓瑟吹笙。��

    ��

    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，    

    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。��

    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，��

    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！��

    ��

    来吧朋友！��

    越过那田间小道，别管它阡陌纵横。��

    有劳你枉驾前来，让我们久别重逢。��

    把酒临风，握手谈心，��

    重温那往日的友情。��

    这难道不是很感人的吗？��

    公元220年，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。这时他已六十六岁，按照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的说法，他也算活够了岁数。曹操是个豁达的人，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，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。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《遗令》，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。然而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，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。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在军中执法，总的来说是对的。至于发的小脾气，犯的大错误，不值得效法。余下的篇幅，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。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，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，不要亏待她们。余下的熏香分掉，不要用来祭祀，免得浪费。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，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，等等，等等，颇有些絮絮叨叨、婆婆妈妈。��

    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。陆机是晋人，说得还算委婉，也说得文绉绉的：“系情累于外物，留曲念于闺房”，“惜内顾之缠绵，恨末命之微详”（《吊魏武帝文》）。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。他说不管什么人，只有“临难不惧，谈笑就死”，才称得上是英雄。像曹操这样，临死之前，哭哭啼啼，“留连妾妇，分香卖屦”，算什么事呢？因此他撇了撇嘴说：“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性。”（《孔北海赞》）意思也很明显：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，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，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，事到临头，还是露了马脚。

    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，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，却实在不敢苟同。曹操是病死的，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，你要他如何“临难不惧”？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，又怎么不英雄？老话说：“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。”曹操虽非就义，但死得还算从容。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，就是从容的表现。不错，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、豪言壮语相比，曹操这份《遗令》一点也不英雄，完全上不了台面，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。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。他本来就是一个人，不是神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（也不想做）什么超凡脱俗的“圣人”。而且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居然敢于把“凡夫俗子”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，并不遮遮掩掩，装腔作势，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：我就是个俗人，你们又能怎么着？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们又能怎么样？因此我以为，曹操这份《遗令》，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、写满了官腔套话的“遗嘱”，要真实得多，也可爱得多。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，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。��

    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：“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性。”只不过我们和苏先生对那“真性”的理解不同，评价也不同。在我看来，那就是“人性”。曹操不是杀人机器或政治符号。他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。如果说，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，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（即所谓“平生奸伪”），那么，临死之前，就没什么顾忌了（即所谓“死见真性”）。“鸟之将死也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也，其言也善。”曹操临终前的“善言”，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。��

    曹操南征北战，戎马一生，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，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。他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：我一生所作所为，没有什么可后悔的，也不觉得对不起谁，惟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，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，我该怎么回答。子修就是曹昂，是曹操的长子。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，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，丁夫人也视为己出。后来曹昂阵亡，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，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：把我儿子杀了，你也不管。曹操一烦，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，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。��

    其实曹操还是作过努力的。他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，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，动都不动，理都不理。曹操便抚着她的背，很温柔地说：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，好不好呀？丁夫人不理他。曹操走到门外，又回过头来问：跟我回去，行不行呀？丁夫人还是不理他。曹操没有办法，只好和她分手。以曹操脾气之暴躁，为人之凶狠，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。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，不让她守活寡，只是丁夫人不肯，她父母也不敢。当然不敢的。就是敢嫁，也没人敢娶。     

    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，还有小儿子曹干。曹干三岁时，生母陈姬就去世了，这时也才五岁。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：“此儿三岁亡母，五岁失父，以累汝也。”因为有这道遗令，也因为曹干的生母在立嗣问题上帮过曹丕，所以后来曹丕对曹干，颇有些“长兄如父”的样子。曹丕临终前，又把他托付给明帝曹睿。曹睿对他也相当不错，恩宠有加，一直封到赵王。陆机对此也有一番议论：“伤哉！曩以天下自任，今以爱子托人。”一个把天下都背在身上的人，临死前却不得不把爱子托给别人（虽然这“别人”也是自己的儿子），说起来是有点令人伤感，但这又确是一个人的真情。��

    看来，人其实是很脆弱的。伟人也不例外。��

    鲁迅先生说：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”曹操怜子，项羽别姬，他们都是性情中人，也都是真豪杰，大丈夫。